劉煜輝：中國需要勞動密集型增長

◆劉煜輝（社科院金融專家）

    最近被人問及最多的問題是，危機對中國影響到底有多大？

    坦率地講，沒有人能準確地給出一個程度，但是我或許可以給出一些看問題的視角，比方說全球的格局、抽象的測算、歷史的時空猜想等。

消費與投資中美呈現相反形態

    如果把最近10年的全球經濟做一個高度地抽象，你會發現，中美經濟體是個“圈”。消費（儲蓄）與投資這兩類最基本的經濟活動，分別發生在兩個不同的經濟體中。

    中美呈現出完全相反的經濟形態。美國有高達72％的消費率，高度復雜的金融系統不斷把底層的流動性引流到上層，變成消費者信貸和消費擴張。而在中國，51.2%的高儲蓄率化身為43％的高投資率，導致產出遠高于消費。

    從單一經濟體看，都是嚴重失衡的，中美合在一起，全球經濟卻變得均衡了不少，但經濟體畢竟是有國界的。美國人不儲蓄，只消費，2008年3季度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居然下降至-1.7%。美國人寅吃卯糧，債臺高筑。一國經濟增長沒有儲蓄是不成的，儲蓄是經濟增長最基本的必要條件。于是，就有了美國特殊的儲蓄動員機制――資產型儲蓄，中國人把它換了個說法，叫“財產性收入”。

    自上世紀90年中期以來，美國很多老百姓的收入、吃喝的錢，不是來自正常的工資收入，而是來自房子和股票的增值再貸款。因為房子和股票的增值可以再貸，再增值再貸，于是錢就不停地重復借。這種感覺在中國也是存在的，去年股市泡沫時期，“轉按揭”炒股是銀行非常熱門的業務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美國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機制，就是美元霸權，沒有儲蓄，通過美元霸權，可以占用別國的儲蓄。中國人沒有超強的金融體系，只能老老實實做儲蓄。儲蓄轉化不了投資的剩余，只能以順差的方式資本輸出到美國，不過不是通過私人投資的方式，而是略帶強迫性質的央行儲備，以美國國債和購買美元資產的方式再循環回美國，把錢借給美國人用。

    高順差和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對應的就是龐大儲備累積，自2006年10月中國以8600億美元超過日本，坐穩世界第一官方儲備大國的位置后，2年時間內儲備已接近2萬億美元。

中美經濟體將有再平衡過程

最近10年，在太平洋的兩岸，事實上形成了這樣一個中美經濟體的資金物流循環圈，被很多經濟學家稱之為“中美經濟聯合體”。

    這個循環在過去10年扮演著全球流動性的主“水泵”，美國消費變成中國儲蓄，然后通過購買美國債券流回美國。資金暖流順著其復雜的金融加工系統，讓美國的房地產和股票水漲船高，極大地提高了美國家庭和社會的財富，這些財富再循環到消費市場。當美國最后一個餐館服務生都能實現“居者有其屋”的夢想時，美國的房價也就漲到了頭。房地產次級貸款水滿則溢，暖流變成了一股寒流，瞬間就寒遍全球。

    如果借貸消費的模式不可持續，那么對于美國來說，未來恢復均衡的唯一方式就是存錢，這就意味著美國家庭消費要下降。美國人消費不了那么多中國產品了，中國人就得自己把它消費掉。意味著失衡的中國，需要有相應的消費增幅。

    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曾作過一個簡單而抽象的測算：1990年之前的50年，美國居民儲蓄存款率一般占GDP的6%到10%，而1997年之后下降到只有2%。估計美國的家庭儲蓄率至少需上漲到GDP的5%，意味著和美國家庭消費相對應的項目要下降這個幅度。考慮到美國的經濟規模大約是中國的3.3倍，而消費只占中國收入的不到50%，中國的消費增長恐怕至少要增長40%以平衡美國5%的儲蓄增長，這對中國幾乎是一個短期內不大可能完成的目標。

    中國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，即便政府如西方國家那樣大肆派發消費券，也很難看到中國人會不再約束自己的購買欲望。

    比二次分配更關鍵的實際是初次分配，因為這決定于這個經濟體既有的增長路徑和模式。過去5年，中國產業的重化工化和資本密集化方向，必然使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來越偏向于政府和資本，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，政府和企業拿了越來越多的錢，只能做投資，形成產能，國內消費不了，就只能賣到國外去，形成順差。所以你看到，高儲蓄必然高投資，而高投資反轉過來又進一步做高儲蓄，周而復始，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，這個循環就徹底完蛋了。

    中國未來恢復均衡的方式是：通過企業倒閉、產能清洗，來消滅高儲蓄恢復平衡，但是整個國家財富將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。

    在未來數年中，我們會看到這個中美經濟體一定有一個再平衡過程，美國高達72％的消費率，將會重新回歸到1970~2000年30年的均衡區間65％~67％。中國的工業增長也會從20％以上的高位回到10％~12％。

就業是一切問題出發點

    如果我們做一次歷史的時空猜想，事實上1929年美國扮演的角色，恰是今天再平衡運動中中國的角色。

    從1930年的例子看，當時的貿易順差國美國，比貿易逆差國英國所受到的打擊要沉重得多。1929年10月24日紐約股市崩盤，至1932年最低點，股市下跌約90%，約9000家金融機構倒閉；1933年的GDP僅約為1929年的1/3，失業率上升至25%，歷史上稱作“大蕭條時期”。

    危機給中國造成的沖擊是巨大的，是壞事，某種程度上也是好事，至少使我們理清了一些過去幾年爭論得似是而非的東西，中國到底應該走怎么樣的增長路徑。

    越來越多的研究得出共識，支撐中國過去30年取得輝煌成就的首要因素是中國在全球勞動力套利的優勢。2002年整個中國制造業每小時的平均報酬只有0.57美元，即便最近幾年漲了一倍，事實上也只是美國同期每小時報酬21.40美元的6%。與其他國家的差異也是很大的。中國所需要的必然是勞動密集型增長，而不是勞動節約型增長。就業是一切問題的出發點。

    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良方是資源向私人資本和中小企業傾斜，并支持其向現代服務業和現代制造業轉型，而不是重化工。這兩者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，現代制造業的價值鏈做延伸，向上做原材料采購、做研發設計，向下做物流、銷售網絡、品牌和商譽、零售，就能夠創造出吸收大量就業的現代服務業。中國有最大的市場，最強的制造能力，但缺自主的知識產權、技術和標準、物流服務，這些領域我們完全有條件進入價值鏈高端的競爭。

    我們堅信，80年前那段灰暗的歷史不可能在中國重演。至少到目前，中國的政府、企業、居民以及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都還是健康的。從需求看，中國的城市化率僅有43%，中國的人口集聚還遠遠沒有完成，這決定了中國經濟成長和轉型的空間十分廣闊。

    如果我們加大貫徹落實 “科學發展觀”的力度，徹底地告別舊時代和舊模式，加快深層次的體制改革的步伐，減少壟斷、放松行政管制，釋放經濟活力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，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減小再平衡的痛苦，實現軟著陸，轉危為機，重新創造出中國經濟的奇跡。